崇祯三年·三月十三日。

北京城，北风如刀。

紫禁城乾清宫内，铜炉里的炭火烧得正旺，却驱不散那股子从砖缝里渗出的寒意。

崇祯皇帝朱由检独自坐在御案后，手中握着一支朱笔，却久久未能落下。

他的目光落在一份奏疏上。

那是刑部呈报的袁崇焕案最终定谳，只待他御笔朱批，便可明正典刑。

“袁崇焕......“

朱由检低声念着这个名字，指尖因用力而发白。

窗外风声呼啸，如同去年，后金铁骑踏破长城、直逼京师的呐喊。

他闭上眼，仍能看见德胜门外那冲天的火光。

能听见百姓逃难的哭嚎，能感受到那一刻自己坐在龙椅上、却仿佛悬于万丈深渊的恐惧。

而这一切，都源于那个他曾无比信任的人。

崇祯元年四月，他第一次见到袁崇焕。

那时他刚登基不久，急于振作，辽东的烂摊子亟待收拾。

袁崇焕进京陛见，在平台奏对时侃侃而谈。

“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

那句话，他至今记得一字不差。

五年平辽——这是何等的豪言壮语！

那时的袁崇焕，眼神坚定，言语铿锵，仿佛真能挽狂澜于既倒。

而他，一个年仅十七岁、甫登大宝的皇帝，多么需要一个这样的臣子，一个这样的承诺。

他给了袁崇焕前所未有的信任。

尚方宝剑、蓟辽督师、节制四镇，甚至当朝臣质疑袁崇焕擅杀毛文龙时，他仍选择维护。

毛文龙跋扈骄纵，确有不法，袁崇焕持尚方宝剑先斩后奏，虽有专擅之嫌，但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事。

他这样告诉自己。

直到去年十月，皇太极率后金大军绕过宁锦防线，自古北口破长城而入，兵锋直指北京。

那一刻，他才知道袁崇焕所谓的“五年平辽“是何等虚妄。

才知道蓟州防务是何等空虚。

才知道那个他曾寄予厚望的臣子，竟放任敌军长驱直入！

袁崇焕星夜驰援，在广渠门外与后金血战。

那一仗胜了，京师得以保全。

但胜利的背后，是满城百姓的惊恐，是朝野上下的质疑。

为何后金能轻易突破长城？

为何袁崇焕的防线形同虚设？

更有密奏称，袁崇焕曾私会皇太极使者，有通敌之嫌。

朱由检的手颤抖起来。

他想起袁崇焕下狱后，辽东将士哗变，祖大寿率军东归。

想起朝中大臣为袁崇焕是战是守、是杀是留吵得不可开交。

想起那些或明或暗为袁崇焕求情的奏疏。

仿佛他这个皇帝倒成了昏聩不明、自毁长城的暴君。

“陛下，袁崇焕不能杀啊！辽东将士皆以其为帅，若杀之，恐军心生变，边关危矣！“

“陛下，袁督师虽有失职，然广渠门一战击退虏骑，保全京师，功过当相抵！“

“陛下三思！“

三思？

他何止三思！

他夜夜辗转，反复思量。

若袁崇焕无罪，那后金大军如何能如入无人之境？

若袁崇焕忠心，何须私会敌使？

若五年平辽是真，何至今日京城几陷？

更让他心寒的，是朝堂上的暗流涌动。

东林、阉党余孽、浙党、楚党......

表面上这些朋党在他即位后已烟消云散，实则不过是潜于水下，暗涛汹涌。

袁崇焕一案，各派系借题发挥，互相攻讦。

有人欲借袁崇焕打击政敌，有人欲保袁崇焕以结边镇，有人则左右摇摆、观望风向。

这大明朝的朝堂，何时才能君臣一心、共御外侮？

朱由检放下朱笔，揉了揉发痛的太阳穴。

案上奏疏堆积如山，大多言不及义，或歌功颂德，或相互弹劾，或空谈道理。

他随手拿起一份，是礼部侍郎的请安折。

再取一份，是御史弹劾某官员收受贿赂——证据寥寥，语焉不详。

他疲惫地闭上眼。

这时，一份与众不同的奏疏映入眼帘。

浅青色的封皮，规整的馆阁体，来自翰林院。

一个平日里多以修史撰文为职的清闲衙门。

署名是“翰林院编修陈志远“，一个他没什么印象的名字。

朱由检本欲搁置，但“王安石改革反思“几个字却让他心头一动。

他展开奏疏，字迹工整，行文流畅。

“臣逸尘谨奏：近日读史至宋神宗朝，观王安石变法始末，感慨良多。”

“夫变法图强，本为社稷。然新法推行未及十载，朝野分裂，朋党竞起，终至人亡政息，国势日颓。”

“臣不揣冒昧，试析其因，或有裨于今时之鉴。“

朱由检微微挑眉。

一个翰林院的小小编修，敢论前朝变法得失，胆子不小。

他继续读下去。

“王安石变法之初衷，在富国强兵。”

“青苗、免役、市易诸法，皆有所本。”

“然何以良法美意，终成苛政扰民？何以忠臣良将，反目如水火？”

“臣以为，其弊不在法，而在人。不在政，而在制。“

“何谓'在人'？新法推行，须赖官吏。”

“然王安石用吕惠卿、章惇辈，虽才干出众，然品行有亏，急功近利。”

“州县官吏为求政绩，强贷青苗钱于民，不问其需。”

“为增税收，苛征免役钱，不问其贫。”

“此非变法之过，乃用人不当、督察不力之过。“

读到此处，朱由检不禁想起袁崇焕。

他亦曾赋予袁崇焕极大权柄，结果呢？

尚方宝剑成了诛杀异己的利器，五年平辽成了空头许诺。

用人不当......这四字如针般刺痛了他。

他定了定神，继续看下去。

“何谓'在制'？新法推行，朝议汹汹。”

“司马光、苏轼、文彦博等重臣皆言不可。”

“然王安石为速行新法，排挤异己，凡不附和新法者，尽逐出朝。”

“于是君子去位，小人得志。朝堂分裂，各结朋党。“

“司马光等保守固陋，固然可议。然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由，堵塞言路，独断专行，此大谬也。”

“朝无诤臣，则过失不闻。言路闭塞，则下情不上达。及至新法弊病丛生，已无纠错之机。“

朱由检的呼吸渐渐急促起来。

这何尝不是他面临的困境？

朝中大臣各执一词，对辽东战守、对袁崇焕生死争论不休。

他渴望有人能给他一个确切的答案，告诉他何为对、何为错。

但每当他询问群臣，得到的往往是模棱两可的回答，或是互相攻讦的指责。

这奏疏却不同，字字如刀，直剖核心。

“朋党之害，史鉴昭昭。”

“唐有牛李党争，四十余年朝政废弛。宋有新旧党争，国是反复，国力日削。”

“何以形成朋党？“

“臣以为有三：一曰利益，同利者聚；二曰理念，同道者合；三曰恐惧，不自保则结党以抗。“

“然究其根本，在于权责不明、赏罚不公。”

“若朝中有制：言事者须担其责，举荐者须负其果，则朋党自消。“

“何也？若甲攻乙之失，则令甲代乙之职，若能做得更好，自当擢用。”

“若不能，则治其妄言之罪。若丙举丁之贤，则令丙为丁担保，若丁有功，丙同赏。若丁有过，丙连坐。“

朱由检猛地坐直了身体。

这一段文字，如一道闪电劈开他心中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