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前一点,海的光线在窗边折射。
我以那个角度为信号,将咖啡豆倒入磨机。金属的齿轮轻轻咬合,声音与老钟的滴答叠在一起。粉末一点点堆在托盘上,店里的香气也随之变浓,木质桌面的纹理染上一层浅浅的甜色。
平常的早晨。在这里,早晨永远都是平常的。
祖母在后门边洗生菜。水龙头流出的水很冷,穿过指缝时声音会变。
“湊,把黑板菜单改一下。”
“好。”
粉笔灰沾在指尖上,我看着那抹白,轻轻笑了。在这里,把所有的白都当作盐会比较方便。在海边,大多数的白都是潮留下的。
店名叫“潮音”。它位于国道边的一条小路上,被山的阴影和海的反光夹在中间。对面是废弃的民宿,旁边的钓具店还在营业。那家只在中午开门的食堂,窗上“午市营业”的告示早就褪色了。来往的人不多,但时间依然规整地流动。
常客折叠报纸的声音,快递终端的电子提示音,风摇响门铃的声音——这些声音在这里都处于同一个高度,彼此不打扰。
开店后的第一个小时几乎不会有客人。我喜欢那段时间。擦桌子,擦糖罐里的小勺子,把柜台上杯子的耳朵都朝向同一个方向。手一动,脑子就安静。做这种没什么意义的事时,自己也能变得“没什么特别”。
上高中时的早晨要嘈杂得多。换乘的公交车上打瞌睡,到了教室又打了个哈欠。黑板前人影来来往往,铃声一响,就意味着某件事开始或结束。现在回想起来,只剩下细碎的声音:橡皮屑的摩擦、课桌盖的吱呀、笑声的碎片。那时的我总在赶路,总像在追着谁的背影。
来到这里后,那些声音渐渐远了。混在浪声里,就几乎听不见了。我开始觉得——听不见的,大概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声音,就算再轻,也不会消失。光也是。
门铃响了。那声音拖得比平时长。
我抬起头,一个陌生人站在那里。白衬衫袖子挽了两圈,一只手拿着包,目光扫过店内一圈。不像旅人,更像工作途中暂歇的人。
“欢迎光临。”
她略一点头,坐到靠窗的座位。背对着海的那一排,下午的光会变得温柔。坐在那里的人,总会稍稍眯起眼。
我送上水,她在翻菜单前先打开了一本笔记。粗格纸上叠着多层铅笔线:数字、箭头、半途擦掉的字。页角有一圈咖啡印,只有中间一页是新的。
“有什么开云(中国)的吗?”
“我们有深焙的,酸味比较淡。”
“那就那个吧。”
回答得很干脆。声音沉静而清晰。
我开始冲煮。先注少量热水,看粉面鼓起的呼吸。蒸汽后面,祖母缓缓坐下。收音机在播天气预报,比平常更细地讲着潮流的方向。风,下午会变大。
滴落的声音渐细,我关火,把杯子放到柜台上。
“谢谢。”
她手扶杯沿,闭眼喝了一口。睁眼后,视线轻轻晃了一下,回到笔记本上。铅笔滑过纸面——V字、等号,又被擦掉,换成别的符号。
“这里真安静。”
她忽然开口,让我有点惊讶。我原以为她不是那种会和店员说话的人。
“是啊。”
“时间流得不一样。”
“比城里慢一点。”
她笑了。笑的时候,声音先出来,表情才跟上。那笑并不是对谁,而是对空气。
“你在这里工作很久了吗?”
“大概半年。”
“这样啊。”
对话到此为止。也许,是我主动结束的。在这里,不必要的对话不会久留。它们的空隙,会被碗碟的碰响或远处的汽笛填满。
快到中午,钓具店的老板照例来吃吐司。他摊开报纸第三版,看天气图。祖母慢慢喝味噌汤,轻咳两声。我一边抹黄油,一边侧眼看向窗边——她点了第二杯咖啡。这一杯,她在变冷前就喝完了。每喝一口,神情就更明朗。不像在品味,而像在确认什么。
结账时,她从钱包里抽出钞票,指尖按在边角上。
“要在这附近待很久吗?”
我问出后,自己也有点意外。我很少先开口。问完便有了点后悔。
“稍微一阵子。”
她接过收据,背起包。走到门前,没回头地说——“我还会再来。”
铃声响起。这次短促、干脆。
午后,光线变钝。窗边的桌上留着一小片铅笔屑。我拾起,指尖沾上黑。洗洗就能掉。可在那之前,那抹黑像一枚小小的印记。
打烊后,我提桶装水擦地。等拖痕变干,把椅子倒放到柜台上。祖母看电视时打盹,后来钻进被窝。
外面风有点大。云流得快,星星时隐时现。仓库的架子间,旧纸箱堆里,露出一台录音机。不是祖母的。谁的都不知道。上面覆着薄薄的灰,却似乎还能用。
我按下按钮,又停住。没有播放的理由。在这里,不该动的东西,就不动。不动,就不会坏。
我把录音机放回架上,推开后门,吸进海的味道。海潮在冷的时候,味道反而更甜。远处浪声碎开,公路护栏被风吹得嗡响。山仍在,只是到了夜里,形状消失。不是消失,只是看不见。
睡前,我在笔记上写下今天的进货:面包、牛奶、豆子。写完后,空白还剩很多。可以再添点什么,但我没写。空白,就让它是空白。现在这样,刚刚好。
临睡前,我似乎听见门铃响了一下。也许是风,也许不是。仔细听时,什么也没有。
闭上眼。黑暗里没有颜色。但有时,白昼的光带会像残像一样浮现。今天的那道光,好像有一点不一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就算不知道,也没关系。明天,大概还是一个平常的早晨。大概,光会在同一角度折射,铃声在同一高度响起。只是——那声音会为谁而响,我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