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6章 免役改革

　　前面曾经介绍过，由于北魏末年长期的战争，造成租役繁重，人民大量破产流亡，政府收入减少。

　　为增加收入，历史上的北齐政权在高湛时，于五六四年（河清三年），对三长制与均田制作了新的调整，史称“河清改制”。

　　高殷本身熟悉这一段历史，因此就进行了提前改革。

　　当然，他这个制度与“河清改制”有很大不同，而是更接近唐代的“租庸调”制度，当然也不是完全照搬。

　　不过这里还要再提一下，隋唐时期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几乎都是照搬北齐，与被他继承的北周没有多大关系，只有军事制度是继承北周。

　　这也不难理解：北齐控制着大部分中原地区，在当时的中原文人眼中，北齐才是继承“大魏”的正统，北周是“伪国”。

　　而且就相关制度来讲，北齐也的确比北周先进得多，否则，隋唐统治者没有理由选择北齐的制度执行。

　　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当然是减少免役的人数，清查与安置流亡人口，增加税收。

　　按照高殷的规划，这次改制，在‘三长’制方面，制度保持不变，只是调整免役人员。

　　在现有的“一党”之中，四家为邻，因此共有二十五位邻长，邻长不用服役及交税，就是复（免役）二十五丁。

　　二十户一“闾里”，五里长复十人（每家免二丁），党长复三丁，共有三十八人免役。

　　经高殷改革后，一族党中，邻长全部由六十岁以上或二十岁以下非役者担任，不免役。

　　五位闾正一共复十丁，党长复三丁，再增加党副一名，复二丁。

　　如此一来，一百户就只有十五人免役，接近于唐代的水平。（北齐河清改制后，一百户依然有二十人免役）

　　唐代一百户四个闾长、一位村正（里正），免役者十一人；

　　有时一个村只有五六十户，那么就多算一位村正，也就是每百户十四人。

　　如果全国平均算下来，应该在十二个人到十三个人之间。

　　比起旧三长制，高殷的新制度下免役人员少了二十三丁，以全国户口约三百万户计，朝廷从明面上就增加了六十九万纳税人（丁），这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

　　当时每五丁缴纳的税，就可以养活两个人，这里按照三丁税养活一人计算，单单进行此项改革，就可以增加养活二十三万人的税收。

　　当然这仅仅是最低需求，如果按照一名小吏要给三人口粮计算，可以满足七万六千多名基层办事人员薪水。

　　这几乎相当于大齐国基层办事员的七成多。

　　在均田制方面，高殷所制定的方案，比北魏均田的亩数略有变动。

　　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女四十亩，奴依平民；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四牛；又每丁给永业田二十亩为桑田，土不宜桑者给麻田如桑田法。

　　比北魏均田的最大变动是奴仆受田。这里有一个关键：

　　高殷并不是要重新给奴仆授田，而是把那些大地主的田地分摊到奴仆上，如此一来就可以增加朝廷的税收。

　　当然，朝廷也对官吏、地主家的奴仆进行了数量限制，不能够无限制增加，否则平民就没有田了。

　　凡是授田者，都必须缴税（奴婢减半），另外奴仆并不用服兵役、徭役，这对于大地主来说也有很大好处。

　　不过，由于时代的发展，当时的奴仆数量已经不太多，因为皇帝需要增加服兵役、徭役之人。

　　所以，皇帝多次下令释放奴仆为良民，包括高洋也曾经几次下旨，其他两个国家也差不多。

　　高殷改制对租调也有新的规定，民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

　　租调以一床（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每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垦租二石，义租五斗（义租：是为了灾荒年使用，朝廷是不能动用的）。

　　奴婢纳平民的一半。每头牛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升。

　　户部郎中颜之推虽然已经担任新职，不过要正式交接之后才能走，所以这次依然是由他汇报。

　　而且根据当时的习惯，吏部任命的官员在赴新任之前是要面见皇帝的。

　　“……陛下，三长制改革，成效十分显著，虽然很多邻长、里正有抵触情绪，不过影响并不大。

　　毕竟党长、党副都是乡里的大户，他们的利益并未遭受损失，因此政策比较好执行。

　　至于括户，难度非常大，这几个月仅仅检出三万余隐匿户。根据臣的估计，全国至少应该有三四十万户隐匿户，也许还有更多。

　　还有，流民、僧尼的处理几乎没什么进展，臣办事不力，请陛下责罚！”颜之推说道。

　　高殷听罢，心想，一百户还是有十五丁免役，这比例过高。

　　按照自己的想法，将来还得给它降下来，比如国家统一之后，可以减少一名党副，这样就可以节约两丁。

　　五位闾长加上一位党长，管理一百户人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这些人在当地都很有势力，作为统治者来说，绝对需要仰仗他们的管理。

　　还有一点，根据商鞅的驭民五术理论：（弱民、贫民、疲民、辱民、愚民），在封建制度下，不可以让老百姓日子过得太安稳，要让他们处于一定的疲、贫状态。

　　否则百姓就安于享受现在的生活，不愿意当兵，没有进取心，如此军队就缺乏战斗力。

　　比如唐代，贞观中前期军队还有战斗力，因为那个时候老百姓还在进行积极的恢复建设。

　　而到了贞观后期、高武时期，虽然人口大量增加，国家变得更加富强，但是军队的战斗力却慢慢走下坡路了，接连打了好几次大败仗，最初的节度使就是这个时候产生的。

　　到了唐玄宗时期，军队战斗力更不行，经常被北方的契丹小族打败，如此一来节度使迅速壮大，最后一发不可收拾。

　　因此，作为一个皇帝来说，商鞅的驭民五术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而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然要把握好一个度，否则，老百姓吃不饱饭就很容易发生动乱。

　　不过，据有人研究，国家发生大动乱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天气与环境的变化，从而引起粮食大量减产，另外一个原因是人口大量增加，老百姓吃不饱饭自然会反叛。

　　这种大动乱与统治制度关系不太大，因为任何一个朝廷都会保证老百姓的基本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