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叫任萍，这是身份证上的名字，派出所的人写错了，写成了萍水相逢的萍，其实他叫任平。在他的墓碑上，我们恢复了他的本名：任平。

　　父亲出生在地主家庭，未出生的时候家里是极其富裕的，现在南京有个公墓叫任家山就是我太爷爷家的。在划分成份的时候，太爷爷考虑到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的前程，迫于无奈捐出了全部家产，换来了户口本上的中农。我爷爷是老二，也是最争气的一个，考取了医科大学，那年代的大学生是凤毛麟角，十里八乡也只能出一两个，而不是像现在读大学成主流。爷爷毕业后回乡做了乡里卫生院做了院长，虽然任家在我爷爷辈已然家道中落，但有个吃公粮的，还是日子好过很多的。

　　爷爷虽然在乡卫生院，每天还是骑着那辆象征着身份的二八杠凤凰牌自行车往返于乡间，爷爷娶了一个极其贤惠及其美丽的奶奶，这种惊艳从村中爷爷奶奶辈的人描述中可见一斑。奶奶家族带有家族肠病史，在奶奶有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之后，又怀上了老五，这时候奶奶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因为爷爷在医院工作，而家中的所有农活和看护四个儿女也是极其之累人的，长此以往终于提早多年诱发了家族隐形的疾病，在生下老五——又是一个小子之后，查出肠癌，没有熬过老五周岁奶奶就离世了。而我爷爷从来只知道拿着笔杆子没有做过农活种过蔬菜，家中也是我奶奶打理的，奶奶离世留下一个嗷嗷待哺的幼儿，和几个尚未成年的子女，爷爷瞬间就被现实击倒了。整日喝酒买醉，家里的孩子都是大的带着小的，胡乱着自己长大。终于有一天爷爷喝醉了，给自己干儿子开错了药水，干儿子再也没有抢救过来。后来听说爷爷的干哥哥也并没有追究，一是爷爷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医生，人送外号：任仙，还是很有威信的；二是彼时的农村家家都有好几个孩子；再则就是毕竟是干亲家。最终的结局就是两家老死不相往来了。而从那之后爷爷有了个毛病，就是手抖，他再也做不了手术了，只好退居一线，不再做院长，也不做手术了，只是个整天醉醺醺的医生了。怎么说呢，在这件事之前，我爷爷的名气是相当大的，甚至有南京军区的人开着军车带着孩子来找他看病，我记得他的绝活就是无论这个孩子多么的瘦弱，只要他的手术刀在孩子手心一挑，挑掉一根揪住的筋，不用多久，这个孩子就会很健康了。我不懂医学，但的的确确是这样的。

　　这之后可怜了几个孩子，最可怜的人其实不是最小的那个，而是我父亲。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大伯是老大，爷爷是很疼爱自己的大儿子的，让他学了师范，师范出来是要当老师的，怎么能做农村粗活呢？老三这个孩子据说是非常嘴甜的，哄得爷爷很开心，老四是唯一的一个女儿，自然是喜欢的，老五是个尚在襁褓中的幼儿，自然只有我父亲老二是最不受疼的，不让他读书，让他负责一家人的洗衣做饭，还要领最小的五弟。村中的几个老奶奶在我小的时候经常提起我父亲那时候的苦，都是泪水涟涟。父亲大冬天没有鞋子穿，只穿着草鞋，砸开冰层，给小弟弟洗尿布，手上脚上都是冻疮，边洗边哭，冻疮都烂了，流着脓水。我生娃的时候，我妈妈是不允许我叫孩子宝宝的，细问下来，我父亲的小名叫宝宝。这是多大的讽刺呢，一个没了娘父亲不爱的人，居然小名叫宝宝。为什么说这些呢，因为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理解我父亲的一生爱钱如命，不，在他的内心，钱是比命还重要的，因为他从小没有人爱过，得不到温暖，就觉得只有钱能给他安全感，我是理解我父亲的。

　　爷爷不喜欢父亲到了什么程度呢？为了早点多个人来给这个家里干活，父亲一成年，爷爷就到我外公家里去游说大我父亲四岁的母亲嫁给我父亲。这个时候老大师范还没有毕业，父亲作为老二竟先结婚了。父亲母亲整日为大家庭操劳着，就连偶尔的回娘家也得拖着最小的小叔子，没人带呀。等老大挣钱了，老三也分到地了，爷爷看着父母亲没有利用的价值了，毫不犹豫的分了家。分家的时候，就分了一间破草屋和一张桌子，四把椅子，一张床，就再也没有了，哪怕父亲在分家之前的贡献最大。父亲没日没夜的苦着，冬天别人都窝在家里，父亲和母亲在乡间的池塘拿着自制的网推螺蛳，实在不行还下冰冷的水里去摸螺蛳，回家用大锅煮熟以后，家里的小孩子们都拿着个大针挑螺蛳肉，第二天凌晨就要出发去南京长江大桥下面的一个交易市场去卖，因为没有自行车，单趟就需要几个小时，而且是挑着重重的担子。我小时候摸着父亲肩膀窝里的老茧，总是觉得不可思议。就这样熬了好几年，终于攒了些钱要盖红砖房子了，这个时候爷爷竟然使坏起来。他不能容忍自己最不喜欢的二儿子先盖砖头房子，所以盖了一半，他就拿扁担砸倒砖头，再盖再砸，最后村里的几个老人终于看不过去了，合力劝了爷爷，爷爷才恨恨作罢。所以，我一直不喜欢爷爷，也谈不上恨，就一直视他村里普通的老人，换句话说就是没得感情。所以看他退休以后在乡间采摘枸杞，晾晒荷叶干，我都会想内心说句，莫名其妙，现在想来都是中草药，可但凡他做的事那时我都是觉得呵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