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像波浪一样蜿蜒。太阳，一如往常地从山的那边升起，天，依旧如昨日一样蓝。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了红砖墙的教室里，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早已响起，盖过了村里猪草机打草的声音。

　　教室里，靠窗边放着的都是同学们的水杯，大大小小的，基本都是塑料瓶。夏天的时候有的家长会泡自家的米酒给孩子带着来，在瓶口扎几个眼，就可以挤着喝。

　　一下课，有零花钱的同学就去买果冻和辣条，大部分的小朋友都和林伶一样去捡一把石子用手掌摊开去打石子。

　　又或者捡个老师扔了的粉笔头在地上画个长方形来“跳彩板”。

　　下课没有铃声，老师得自己看表下课。

　　零花钱，一般都只有五毛一块，最多的两块钱顶天了。上次爸爸给了林伶一块钱结果还没花掉，卖东西的老板娘说缺了一个角用不了。

　　而林伶不想在人多的地方吃自己的零食，因为同学们会蜂拥而至伸着脏兮兮的小手要零食。

　　而且要是被杨老师看见有人买辣条吃是会被罚扫地的。

　　一整天的课都是杨老师来上，应该说，是一整年。

　　早课，杨老师前半段讲语文，后半段讲数学。下午，杨老师也如此。

　　山的那边，就是大海吧。林伶闭上眼，在沙滩上拾起五彩斑斓的贝壳，软绵绵的沙子，还有白嫩嫩的椰子……

　　“林伶！你上来背一下今天早上教古诗，背不完今晚就把你关在教室看着。”杨老师在讲台站上，顺道拿起了戒尺。

　　什么来着？林伶被杨老师吓了一大跳，什么诗她也没整明白，因为一整个早上她都在走神。

　　下午六点半，太阳落下山。杨老师才让林伶和其他几位同样背不出来的同学回了家。

　　二零零八年的那个春天，林伶已经是二年级的学生了。

　　村里的小学离她家也就几百米远，站在学校门口就可以看见她家小平房了。

　　两层楼，三间教室，容纳了三个年级的五十多名学生。

　　杨老师，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在林伶上学的那天起就只见他每天都穿着米灰色西装，银丝边眼镜显得他学识渊博。

　　听说他好像是代课的老师，好像是离了婚自己一个人到村里来支教，他的两个上初中的孩子他也从来没管过。当然这些都是林伶听奶奶和大伯母说的。

　　杨老师会经常给小朋友们讲城里的事情。每当这个时候林伶都是听的最认真的，她太向往城市了，毕竟她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村委会的供销社。

　　山里的山太大了，看海一直是林伶的愿望。去年生日的时候林伶就像电视剧里那样许愿，只不过她没有蛋糕，记事以来的每一次生日都是妈妈给煮几颗白水鸡蛋。

　　看见电视机里的蛋糕，林伶每天晚上睡觉都会流口水，香香甜甜软软的，一定很好吃！她希望赶紧上中学，去了镇上就能买到蛋糕吃了。

　　放晚学回家，林伶老远地就看见妈妈在自家院子里打豆子。棒槌一声一声地响，豆子也一地滚。她今晚的活就是捡这些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