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窝棚里的第二人生

疼痛不是一阵子，而是一种持续的存在，像是有人用生锈的锉刀在他每一根骨头上缓慢地磨。

寒冷也不是温度，而是一种浸入骨髓的湿，透过破棉袄每一个缝隙往里钻，把皮肉和血液都冻成了僵硬的块。

最要命的是饥饿——那不是胃的空，是整个腹腔被掏空后又被塞进一团烧红的炭，滋滋作响地炙烤着最后一点生命的气息。

陈平安的意识在黑暗的深潭里挣扎。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自己还在二十一世纪那间明亮的实验室里，眼前是跳动的数据屏幕，手里握着刚刚完成测试的新型轴承。可下一秒，记忆的碎片如冰锥般刺入——刺眼的白光，尖锐的警报，同事的惊呼，然后……是另一个人的一生。

陈平安，二十二岁，华北平原上某个地图都难找的小村子来的。爹娘去年冬天没能熬过饥荒，埋在了村东头的乱坟岗。他揣着村里开的一纸“外出谋生”的介绍信，怀里缝着娘临死前塞给他的两枚光绪年间的铜钱，走了十七天，一路要饭，扒过煤车，终于到了四九城。

记忆里最后的画面，是同村远房表叔家那扇漆黑的大门。门开了条缝，表婶半张蜡黄的脸露出来，上下打量了他一遍，目光落在他露脚趾的解放鞋上，什么也没说，“砰”地一声关上了门。他在那门口坐到后半夜，雪花落满了肩头。

再后来，他用身上最后半块掺了糠的窝窝头，从一个同样面黄肌瘦的中年汉子手里，换来了这张盖着红戳的纸——红星轧钢厂临时搬运工的录用函。那汉子咳着血说：“小子，这是我用命换来的指标……我是不成了，你……去试试运气吧。”

然后，他就倒在了这个不知道谁家废弃的窝棚里。

……

眼皮沉重得像挂了铅，陈平安用尽全身力气，终于撬开了一条缝。

光，昏沉沉的，从头顶破油毡的窟窿里漏下来，照出空气中翻飞的、密密麻麻的灰尘。棚顶是几根发黑的木头，上面糊着不知道哪年的报纸，字迹模糊，只能隐约看见标题。寒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来，吹得棚壁糊的泥巴簌簌往下掉渣。

他尝试动一下手指，指尖传来针扎般的刺痛和麻木。喉咙干得像是被砂纸打磨过，每一次吞咽都带来撕裂般的疼。胃部的痉挛一阵紧过一阵，那已经不是饿，而是一种接近死亡的虚无感。

“1962年……冬……”破碎的记忆和理性的判断终于拼凑出一个清晰的认知。

他不是在做梦。

他真的变成了另一个人，在另一个完全陌生的时代醒来。

工程师陈安的灵魂，此刻被困在这个叫陈平安的、濒临死亡的二十二岁躯壳里。

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惊骇与茫然。他不能死在这里，绝对不能！那张录用函，是唯一的生路。他记得日期——今天是报到的最后一天。

“动起来……陈平安，你必须动起来……”他咬着牙，在心里对自己低吼。这不是他熟悉的那个可以靠知识和技能从容应对的世界，这里是1962年的四九城，是计划经济的时代，是一切都要凭票、凭关系、凭力气的年代。一个没有身份、没有粮票、没有任何依靠的农村青年，倒毙街头甚至不会有人多看一眼。

他先是尝试活动脚趾，然后是脚踝，一点一点，像重启一台严重锈蚀的老旧机器。冰冷的空气吸入肺里，引发一阵剧烈的咳嗽，咳得他眼前发黑，肋骨生疼。但咳嗽过后，混沌的头脑反而清醒了一些。

他慢慢地、极其艰难地侧过身，用手肘支撑起上半身。破棉袄袖口露出的手腕，瘦得只剩一层皮包着骨头，皮肤是青黄色的，布满了冻疮和污垢。身下的稻草潮湿冰冷，散发着霉烂和老鼠屎的味道。

花了将近十分钟，他才终于坐了起来，背靠着冰冷的、糊着泥巴的木板墙，大口喘着气，额头上竟沁出了一层虚汗。

歇了片刻，他低下头，看向自己一直紧握的右手。手指因为寒冷和用力已经僵硬发紫，他一根一根地掰开，掌心被指甲掐出了深深的白印。那张折叠起来的纸露了出来，纸张粗糙发黄，边缘已经磨损起毛。

他小心翼翼地展开。

字是毛笔写的，竖排，从右向左：

兹录用

陈平安同志

为我厂（第十三车间）临时搬运工

月支生活费十八元

凭此证于三日内至人事科报到

逾期作废

下面盖着两个红色的公章，一个方正的是“四九城红星轧钢厂革命委员会”，另一个椭圆的是“劳动人事组”。日期是三天前。

十八元。临时工。搬运工。

陈平安扯了扯嘴角，想笑，却只发出嗬嗬的气声。前世他一个项目奖金就不止这个数。但此刻，这十八元，这张纸，就是他的命。

他仔细地将录用函重新折好，塞进棉袄内衬缝着的小口袋里，又按了按。然后，他开始做一件看似毫无意义的事——整理自己。

他伸出冻得通红、满是裂口的手，仔细地将身下压乱的稻草抚平，尽管它们又湿又脏。他拍了拍身上的草屑和灰尘，虽然那身破棉袄拍与不拍没什么区别。他费力地抬起手，用五指作梳，将满头虬结、沾满草梗的乱发向后拢了拢，露出完整却瘦削凹陷的脸颊。

做完这些，他扶着墙壁，一点一点地，把自己从地上“拔”了起来。

眩晕像潮水般袭来，眼前的一切都在旋转、发黑。他死死咬着下唇，直到尝到一丝血腥味，用疼痛对抗着虚脱。足足站了半分多钟，视线才慢慢清晰。

窝棚很小，大约只有三四个平方。除了这堆稻草，角落里只有一个缺了口的破瓦罐，里面结着浑浊的冰。门是几块破木板拼的，用草绳拴着。

他挪到门边，解开草绳，推开了门。

1962年深冬的四九城，第一次完整地展现在他眼前。

天空是那种沉甸甸的铅灰色，低得仿佛压在头顶的瓦檐上。没有高楼，目之所及是一片片低矮的平房院落，青灰色的砖墙连绵起伏。街道不宽，柏油路面皲裂出无数细纹，积着前日的残雪和黑灰色的泥泞。

行人很多，几乎所有人都穿着同一色系的衣裳——深蓝、藏青、灰黑。男人们大多戴着深色的棉帽或解放帽，女人们围着方格子或素色的头巾。几乎看不见鲜艳的颜色，像是一幅褪了色的老照片。人们的脸上带着一种统一的、略显紧绷的表情，行色匆匆，很少闲聊。

叮铃铃——一辆二八式自行车从他身边掠过，骑车的男人穿着蓝色的工装，车把上挂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两个铝制饭盒。车后座上，一个围着红围巾的小女孩紧紧抱着父亲的腰。

空气冷冽而复杂。煤烟味是主调，从无数个低矮的烟囱里冒出来，混在寒风里，无处不在。其间夹杂着大白菜在公共水管旁冲洗后的生腥气，不知哪家正在熬煮的棒子面粥的寡淡香气，还有一种……属于这个年代的特有气味：热烘烘的集体澡堂子味、印刷厂油墨味、老式皮革和机油混合的味道。

墙壁上，触目可及的是大幅的标语。白灰底子，用鲜红或漆黑的字体刷着：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红色的惊叹号像一个个沉重的砝码，压在灰暗的街道背景上。

陈平安扶着窝棚的门框，静静地看了几分钟。没有惊惶，没有抱怨，工程师冷静观察和分析的本能开始运转。他在接收信息，修正着脑海中那些来自历史书籍和影视作品的、可能片面或理想化的认知。

这是一个物资极度匮乏、个人空间被高度压缩、集体意志空前强大的年代。但同时，空气中也弥漫着一种粗糙而蓬勃的“劲儿”，一种相信可以用双手和汗水改变一切的、近乎天真的热情。

他必须融入这里。第一步，就是活下去，拿到那个临时工的身份。

紧了紧根本系不拢的破棉袄，陈平安迈出了窝棚，踏上了冰冷坚实的土地。脚步虚浮，但他尽力让自己走得稳一些。他循着原主模糊的记忆和路人的指引，朝着东北方向，一步一步挪去。

路过一个副食店，窗户上贴着“凭票供应”的纸条。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沉默地等待着，手里紧紧攥着各种颜色的票据。有人篮子里提着冻得硬邦邦的带鱼尾巴，有人拿着空瓶子等着打酱油。一个老太太因为插队问题，正和另一个妇女低声却激烈地争吵着，唾沫星子在寒风中迅速凝结。

陈平安移开目光，继续前行。饥饿感如影随形，胃里火烧火燎，腿脚越来越软。他看到路边有捡煤核的孩子，小手冻得通红，在煤渣堆里仔细翻找着没烧透的煤块。他看到墙根下晒太阳的老人，穿着臃肿的棉衣棉裤，眼神浑浊地望着街道，一动不动，像一尊尊雕塑。

走了快两个小时，问过五次路，就在他觉得自己肺里的空气都快被冻成冰碴，下一步就可能栽倒在地时，一片庞大的、轰鸣着的建筑群出现在前方。

高耸的烟囱，不是一根，是好多根，像巨人的手指指向天空，喷吐着滚滚的白色蒸汽和黑色的浓烟。连绵的红砖厂房望不到头，巨大的钢架结构在灰色的天幕下显出硬朗的线条。厂区上空弥漫着一层淡淡的、带着铁锈和煤灰气息的雾气。

震耳欲聋的声响传来——那是金属的撞击、机器的轰鸣、汽笛的嘶吼，交织成一部工业时代粗犷而有力的交响乐。

厂门口，白底黑字的大牌子：“四九城红星轧钢厂”。字体方正，充满力量。穿着深蓝色工装、戴着工帽的工人们，如潮水般从大门进出，手里拿着铝饭盒、工具包，脸上带着下夜班的疲惫或上白班的匆忙。门岗处，站着持枪的卫兵，背脊挺直，警惕地注视着来往人流。

就是这里了。

陈平安在离大门十几米远的地方停住，扶着路边一棵叶子落光的老槐树，剧烈地喘息。心脏在瘦弱的胸腔里狂跳，几乎要撞出来。他再次低头，整理了一下根本无法整理的衣着，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渍和灰尘。

然后，他挺直了尽可能挺直的脊背，脸上调整出一种混合着期盼、谦卑和一丝恰到好处的怯生生的表情，朝着厂门口那间挂着“传达室”小木牌的屋子，一步步走了过去。

他的眼神，在低垂的眼帘下，格外清明冷静。

新的人生，就从踏进这扇大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