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战争最深刻的记忆，就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抗日战争。这场战争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受的历时最久、规模最大、受损最重、牺牲最烈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它发生在中国最衰弱的时刻。

侵略者必然要选择这一时刻。

“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

▲“我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已经多次被侵略战争洗劫。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凭借28艘军舰、15000人的军队迫使大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两白银。

《清史》记载了《南京条约》签订消息传到北京时，难受至极的道光皇帝[1]在紫禁城中的表现：

上退朝后，负手于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忽顿足长叹……

小太监听见退朝后不吃不喝、在便殿阶上溜达一夜也不休息的道光皇帝，长叹了一句：

“我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

灾难并未因道光皇帝的感慨戛然而止。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18000人、法军7200人长驱直入中国首都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开辟空前的割地赔款。

1900年八国联军[2]进攻北京，国家虽然不少，拼凑的兵力却不足两万，10天令北京陷落，赔款数额更是达到空前的4.5亿两白银。

一个被西方描述为经济总量占世界1/3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为什么会这样？

有人认为之所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是那些皇帝昏庸腐朽、奴才透顶，不敢说“不”。

果真如此吗？

我面前有四份宣战诏书：

1841年1月27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

1860年9月12日（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七日），咸丰皇帝[3]对英法宣战。

1894年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光绪皇帝[4]对日本宣战。

1900年6月21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对诸国宣战。

最后这次宣战的“诸国”，包括英、俄、德、法、美、奥、意、日、荷、比、西十一国。如果以简单的敢不敢说“不”来诠释历史，该怎么解释这些现象呢？

先看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大声说“不”的道光。

道光皇帝接手的大清江山，已经是一个朝风腐败的烂摊子。

史籍记载：嘉庆、道光年间，朝风日坏。当时财政开支有一个重要项目，即治河。但每年治河之费，真正用于工程的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皆被挥霍。官吏饮食衣服，车马玩好，无不斗奇逞巧。一次宴请常常三昼夜而不能毕。自元旦至除夕，各厅道衙门机关无日不演剧。“新进翰林携朝臣一纸拜见河督，万金即有；举人拔贡携京员一纸拜见道库，千金立至。”

道光继位，颇想重振大清雄风。他先从自己做起：衣非三日不易。宫中用膳，每日不得超过四篮。食物价高，虽喜不索。宫中用款，岁不过二十万。然腐败之风由来已久，弥漫全国，病入膏肓，颇为节俭的道光也万般无奈。

万般无奈也是对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万般无奈。对外国的舶来物，他的态度一直还是相当强硬的，尤其是对鸦片。说起1840年那场鸦片战争，大多数人以为敢对洋鬼子说“不”的只有林则徐[5]。他们不知道1838年那场有28名督抚大员参加的禁烟大讨论中，20位大员反对严禁，主张弛禁；道光皇帝力排众议，坚决主张严禁，支持并起用林则徐。如果少数服从多数，禁烟之事在鸦片战争之前两年就泡汤了。所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阅看道光的朱批“若能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不但卿等能膺懋赏，即垂诸史册，朕之光辉，岂浅显哉！而生民之福，政治之善，又非浅显。谅卿等亦不烦谆谆告诫也。勉之，勉之！朕拭目待之！”当场感动得涕泪横流。

对林则徐采取的种种禁烟措施，道光不但给予有力支持，甚至比林则徐走得更远。与英国人在海上交火之后，道光颁旨：“我朝抚绥外夷，恩泽极厚，该夷等不知感戴，反肆鸱张，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尚何足惜。著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

林则徐认为不妥，立即复奏：“对英船遵法者保护之，桀骜者惩拒之。”主张区别对待。高居金銮宝殿之上的道光朱笔一挥，批复道：“同是一国之人，办理两歧，未免自相矛盾。”坚持断绝与英国的全部贸易。

1841年1月27日，道光正式下诏对英宣战：

我朝抚驭外夷，全以恩义，各国果能恭顺，无不曲加优礼，以期共乐升平。前因西夷鸦片烟流毒日甚，特颁禁令，力挽浇风。惟英吉利恃其骄悍，不肯具结，是以降旨绝其贸易。乃并不知愧悔，日肆鸱张，突于上年六月间，乘驾夷船数十只，直犯定海，占据城池。复于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奉天各省洋面，任意往来，多方滋扰……近闻数月以来，奸淫妇女，掳掠资财，建筑炮台，开挖河道，且令伪官出示，谕民纳粮。百姓何辜，罹此荼毒。兴言及此，寝食难安。迨琦善抵粤后，明白开导，仍敢要求无厌，既思索偿烟价，又复请给码头。朕早料其反复无常，断非信义之所能喻，特于年前简调四川、贵州、湖南、江西各路精兵，前赴广东。又调湖北、湖南、安徽各路精兵，前赴浙江，预备攻剿……现在所调各省劲兵，计可赶到，著伊里布克日进兵，收复定海，以苏吾民之困。并著琦善激励士卒，奋勇直前，务使逆夷授首，槛送京师，尽法惩治。其该夷之丑类，从逆之汉奸，尤当设法擒拿，尽杀乃止。至沿海各省洋面，垒经降旨严密防范，着各将军、督、抚等加意巡查，来则攻击。并晓谕官民人等，人思敌忾，志切同仇，迅赞肤浅，共膺上赏。朕实有厚望焉。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敢于宣战的道光，让谁去指挥作战？御前大臣、靖逆大将军奕山[6]。

奕山又以宿将、湖南提督杨芳[7]为前锋主将。英军初闻杨芳之名，还颇为紧张了一阵。

杨芳怎么抗英的呢？他认为英舰竟能于风高浪涌的洋面操大炮击中目标，定有邪术在内。破除之法，必用秽物。于是这位在平定张格尔叛乱中厚积威名的战将，第一纸作战命令竟是遍收妇女溺器载入木筏，由一副将统领，一闻炮响便蜂拥而出，举筏齐列水面，以溺器对准英船，驱赶震慑其操炮邪术。

杨芳以马桶为胜具，后来被笑传为“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大将杨芳丢了人，主帅奕山又能挣回几多面子呢？

道光要奕山对英军“分路兜剿，务使其片帆不返”。当时从湖南、四川、贵州等地调入广东前线的兵弁，已十倍于敌。但奕山却在兵力仅为自己十分之一的英军攻击下，将道光于金銮殿中想象出来不返的“片帆”，扯成广州城头一面可耻的白旗。

升了白旗的奕山又不想丢人，便虚报战果欺骗道光，说英军进攻靖海门、激战正酣时，烟雾中忽见观音神像，英军遂不敢再击；又观音山下三万斤火药被汉奸点燃，正欲爆炸，有白衣女神展袖拂火，顿时熄灭。

道光闻讯，亲书“慈佑清海”四字匾额送观音庙，以谢神恩。

节俭刻苦和想有所作为的道光，以其勇傲与孤陋，确实对英人大喝了一声“不”。但乞胜于马桶或乞灵于观音的“不”，该算一种什么样的“不”呢？

第一次说“不”终于以很快称“是”而告结束。1841年1月27日金銮殿上的一纸宣战诏书，变成了1842年8月29日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那份《江宁条约》（后称《南京条约》）：割让香港，五口通商，赔款白银2100万两。

从此开近代中国割地赔款之先河。

第一个大声说“不”的道光，变成第一个屈辱地说“是”的皇帝。《南京条约》的内容，凡英人的要求全部答应，无丝毫回旋余地，从此也开了从最傲然地说“不”转瞬为最谦恭地称“是”的先河。

听闻条约签订，道光帝退朝后不吃不喝，负手于便殿阶上徘徊往复，一夜不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忽顿足长叹”。割地赔款的屈辱，愧对祖宗的自责，使颇想有所作为的道光深陷懊丧与悲痛。

他蹒跚于深宫，难以解脱。

道光的晚年沉寂潦倒。他至死未解脱重压于心头的“历史罪人”这个包袱，最终也未弄清楚败在了哪里。

道光的失败，并没有阻止后来者说“不”。

最鲜明的是他的第四子，继承皇位的咸丰皇帝。

咸丰帝登基时刚刚20岁，血气方刚，立志为父报仇。大理寺卿倭仁[8]进言，力陈为君者首先要辨别君子与小人，并生动形象地勾勒出一幅图画：

君子讷拙，小人佞巧。君子澹定，小人躁竞。君子爱才，小人排异。君子图远大，以国家元气为先；小人计目前，以聚敛刻薄为务。君子刚正不挠谏诤匡弼，小人依违两可迁就逢迎。君子进忧危之议悚动警心，小人不畏天变滋长逸志。

倭仁说这些话是需要些胆量的。他通过用人问题，将一个衰败王朝的官场空气描绘得入木三分。咸丰非但无雷霆震怒，反赞其“言甚切直”，要大小臣工今后都如倭仁一样直陈所见。

咸丰以直言进谏的倭仁为榜样，震动了官场。非但如此，他还以太仆寺少卿徐继畲[9]上疏中的防“三渐”置诸座右：

“防土木之渐”，即防止大兴土木，挥霍无数。

“防宴安之渐”，即防止歌舞升平，吃喝无度。

“防壅蔽之渐”，即防止言论堵塞，不谙真情。

要防“三渐”的咸丰帝，上台伊始便重新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林则徐由原籍启程赴任，行至广东潮州病逝。咸丰闻讯，异常悲伤，御制挽联一副：

答君恩清慎忠勤，数十年尽瘁不遑，解组归来，犹自心存军国。

殚臣力崎岖险阻，六千里出师未捷，骑箕化去，空教泪洒英雄。

咸丰对林则徐的评价可谓异乎寻常，情真意切。

年轻的咸丰虎虎有生气，颇想有所作为。在寻觅君子的同时，他着手处罚小人。鸦片战争中的主和派、道光帝最信任的大学士穆彰阿[10]被他革职，永不叙用；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的耆英[11]被他斥为“畏葸无能”，“抑民以媚外，罔顾国家”，降为五品顶戴。如此之举，一时间朝野人心大快，“人人颂祷圣德英武，迈古腾今”。

咸丰不但敢撤投降派，而且也敢向洋人开炮。1859年6月25日，英、法舰队向大沽口炮台进攻，清军还击，激战一昼夜。13艘英、法舰中，4沉6伤，官兵伤亡500余人，舰队司令何伯的腿也被炸断，联军竖白旗狼狈而退。

这面白旗，是近代史上以坚船、利炮入侵中国的列强升起来的第一面白旗。它对咸丰王朝升起，自幼目睹其父道光皇帝因鸦片战争之败而潦倒不堪的咸丰，一定因大沽口之胜而深感为祖上出了一口恶气。

敢向洋人开炮的咸丰，还敢扣押洋人特使。1860年9月9日，巴夏礼[12]代表英法联军在通州与清政府谈判。咸丰帝恨透了巴夏礼，认为一切坏事皆出其策划，遂下令将其扣留在通州。中国自古便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之说，自幼吟经颂典的咸丰帝为泄心头之愤，连祖宗之例也敢违，确实有点蛮莽之勇。

巴夏礼被擒当天，咸丰便传谕各海口：一律闭关，断绝贸易，与英法决战。

1860年9月12日对英法宣战诏书的内容如下：

……（英法）不惟婪索兵费，强增口岸，竟欲于来京换约之时，陈兵拥众，入我郊畿，所欲大出情理之外……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对天下？唯有严饬统兵大臣，整顿师旅，调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近畿各州县地方士民，或率乡兵齐心助战，或整饬团练阻截路途。凡兵民人等，有功破格优叙，所获资财，全充犒赏。并当谕令各海口，一律闭关，绝其互易……城乡军民各色人等，务各敌忾同仇，无论明攻暗袭，事成奖恤，均各加等……朕非好武穷兵之主，凡此大不得已苦心，上鉴天祖，下为天下臣民共谅。

咸丰一直在北京坚持，直到英法联军即将兵临城下。

坚持不住了，跑起来又比谁都快。天津大沽炮台失守之后，咸丰给臣下提出两个方案：一为“率师亲征”，一为“巡幸木兰”。前者是向前方挺进，是招牌；后者是向热河逃跑，是实意。这个一直主战的皇帝在发布宣战诏书后，眼见“禁兵不足恃，京城不可守”，便不顾臣下的劝阻，天不亮就从圆明园“启銮”“北狩热河”，仓皇出逃了。

在大沽口出过一口恶气的咸丰，肯定想不到一年零四个月后，他不得不谕令曾经打得夷船张挂白旗的僧格林沁[13]“即宣示夷人，并竖立白旗，令其停兵待抚”。

用什么去“抚”？用《北京条约》。批准《北京条约》时，咸丰落到比其父道光更加狼狈的境地。

咸丰之父道光打败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道光之子咸丰打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并非前方将士不能拼死效命。1860年8月12日，英法联军18000人在北塘登陆，以前卫700人由北塘、内港向新河前进。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3000人向敌冲击，受炮火集中射击，几乎全军覆灭，最后归队者仅7人。

历史并没有给予这位颇想有所作为的咸丰一点宽容。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他败得更为痛惨：不但是更大的割地和更多的赔款，而且用150年时间、无数能工巧匠辛苦血汗建造起来的圆明园，也被英法联军洗劫一空，付之一炬。

龟缩于热河的咸丰在那里忙碌地连发数道谕旨调兵遣将，目的只要附近兵马“无分昼夜，兼程前来木兰行在”，保卫他的身家性命。他可眺望过北京上空腾起的浓浓烈焰？那红的火和黑的烟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今人是一无所知了。

唯一知道的是英法联军签约退兵后，他大松一口气说：“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无猜疑。”

那个当年大声说“不”，又是宣战又是扣人的皇帝，已经无踪无影。

他最后死在了热河。生命已经不再给他时间回京看看其夏宫的残骸与废墟了。

曾经发誓要报仇雪耻的咸丰，比其父道光蒙受了更大的耻辱——差一点死无葬身之地。

再看看1894年8月1日光绪皇帝的对日宣战诏书：

……倭船多只，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而倭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入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致干罪戾。将此通谕知之。

还有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对诸国（英、俄、德、法、美、意、奥、日、荷、比、西11国）宣战诏书：

……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这一份又一份慷慨激昂的宣战诏书使人看到，大清末年的统治者们并不缺乏说“不”的勇气和决心，但结局是一个比一个败得更惨，这是为什么？

▲“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有人从军备上寻找失败原因。李鸿章[14]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当年澳门报纸评论说：“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痛定思痛，于是有了1861年同治皇帝[15]钦准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开始了由曾国藩[16]、左宗棠[17]、李鸿章主持的洋务运动，开工厂、制机器、铸大炮、造轮船。这个也算轰轰烈烈的运动，比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竟然还早了7年。

无先进武备无法一战，有先进武备一切便都迎刃而解了吗？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七千多吨的铁甲舰“定远”“镇远”两舰本是亚洲最具威力的海战利器，大清陆军的毛瑟枪、克虏伯炮也绝不劣于日军的山田枪和日制野炮。但战争爆发后丰岛海战失利、大东沟海战失利，接着旅顺失陷、威海失陷，半年时间内，30年洋务运动积攒的最大军事成果——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签下的《马关条约》更令中国遭受空前的割地赔款，连英国、法国这些旁观者都大跌眼镜，未想到中国竟然衰弱至此。

痛彻肺腑的中国人开始从体制上查找根源。戊戌维新的发起者康有为[18]，向光绪皇帝上奏“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核心是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提出大清应“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康有为的两部变法理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包含大量主观超越客观、将历史为我所用的成分，既不严谨，也不科学，后来写《人类公理》（后改为《大同书》）更加脱离实际，含有很多异想天开的成分，以致后来毛泽东批判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道路”。

对中国病灶认识最深刻的，还是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严复[19]。这位当年放弃科举、先入福州船政学堂、后入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海军的人，在翻译《孟德斯鸠法意·卷五按语》中洞若观火一般指出：

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

严复这段话点出了中国至弱之源。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的影响在中国根深蒂固。当西方各国从17世纪中叶纷纷开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之时，中华民族大大落后了。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只对姓氏、家族负责，不对民族负责。表面上说保江山社稷，实则保“大清皇权”四个字而已。就如《清史》记载的《南京条约》签订消息传到北京时，道光皇帝那句感叹“我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他们不觉得对不起天下劳苦大众、对不起生他们养他们的这块土地，只觉得对不起自己的祖宗。家天下而已，仅仅对祖宗负责而已。

这种状态，怎么可能要求百姓与你“万众一心”。

《北京条约》签订后，原本好哭的咸丰帝，更是终日流泪不已。但当他向热河逃跑时，国家社稷都顾不上了，却不忘记自己还要喝鹿血，“命率鹿以行”，要带上自己养的一百多只鹿。大臣苦劝“何必率以为累。他日事平，再饮鹿血未晚也”，才勉强作罢。

至于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变成《马关条约》，演出一场空前的割地赔款：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与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两万万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虽然损失巨大，但自己的皇位总算没有被撼动。

而庚子年间向十一国宣战的慈禧太后，前后反差更是惊人之大。起初为了表示决一死战的决心，她以通敌为罪名，杀掉了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五位反对宣战的大臣，且都是“斩立决”；后来为了与“诸国”和好，她又毫不手软地令主张宣战的庄亲王载勋自尽；大学士刚毅、山东巡抚毓贤斩立决；端亲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大学士徐桐、钦差大臣李秉衡斩监候；英年、赵舒翘赐令自尽；启秀、徐承煜即行正法。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先听说列强要逼她下台交权，于是决心一战；后来证明传言不实，列强并不想赶走她而仍然愿意接纳她，便立即将“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豪言，变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媚语。至于主战派、反战派，则不过是她手中的几张牌九，玩儿旧了，便随手付之一炬。在这位太后主持之下，最慷慨激昂的宣战诏书很快就变为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哪怕从这一纸到那一纸将中国的财源支付净尽，哪怕天津海口至北京中枢的通道被外国军队控制，国家防御名存实亡，只要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还是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

统治者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导致民众普遍的冷漠与普遍的麻木，认为天下都是皇上的，打败了也是皇上打败了，割皇上的地，赔皇上的款，与我何干？结果形成只有王朝安全没有大众安全、只有家族安全没有民族安全的状况，国家安全一开始就从民众心理养成和大众精神状态上处于千疮百孔的脆弱状态之下。

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在广州登陆后，类似三元里的抗击未能成为普遍现象，更多的倒是当地民众主动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粮食。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照样有中国民众随联军之后，也加入了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其中日军8000人，俄军4800人，英军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奥地利军队58人，意大利军队53人，全部兵力加起来只有18811人，竟然能够用10天时间攻陷北京，为什么？一方面虽然“义和团”人数众多，但仅以引魂旌、雷火扇、阴阳瓶、如意钩等八宝什物与八国联军的毛瑟枪对阵，只能是以卵击石；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同样是人数众多的雇佣民众跟在八国联军后面，推小车帮着运物资、送给养。联军部队进抵北京，城墙又高又厚不得入，又有民众通风报信，告知广渠门的下水口没有封堵设防，于是联军沿此缺口攻入城内。攀墙围攻皇宫，同样有民众帮着架梯、扶梯，甚至有民众骑于墙头帮助瞭望。有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画面是当联军部队从广渠门下水口鱼贯而入、一个一个顺土坡往上攀爬时，两侧有一群群留辫子的中国民众，揣着手站在两旁，事不关己地麻木观看。

这就是孙中山描述的状况：“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一盘散沙同坚船利炮对抗，结果可想而知。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开始，马克思在其《鸦片贸易史》一文中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53年后，这个帝国死去了。

中国封建制度延续2700余年，危机则持续了71年：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终于1911年辛亥革命。一场又一场反侵略战争始终停留在王朝战争层面而无法转化到民族战争层面，最终决定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王朝的覆灭。

如果某日清晨，你登上北京景山公园的万年亭，向南眺望时，会发现茫茫苍苍的晨曦之中，气吞霄汉的紫禁城被万缕霞光化解为一片金碧辉煌的汪洋大海。这景象定会令你终生难忘。站在北京中轴线的制高点上，飒飒晨风中，历史沧桑扑面而来。你在感动与震惊之余，便充分领略了中国封建制度之严密、之完备、之持久，那也许可算世界封建制度的顶点。

这个时候，你会忘记山脚下绿色栅栏围起来的那棵枯树。忘记在那里上吊前呼天也不应、呼地也不应、呼人也不应的皇帝崇祯[20]。

你忽略的那棵枯树，就是使你震惊的那片雄浑与苍凉的真正注释。

▲“假如你们革命成功了，我看你们也强不过我们多少”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发动武昌起义。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

1912年3月5日，上海《时报》[21]载文《新陈代谢》，描述中国社会的变化：

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

活灵活现地描绘出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

巨大变迁后面隐藏的，是动荡与混乱。

皇权被推翻了，旧的社会权力中心、资源分配中心随之消失，新的中心又是谁？是孙中山的同盟会还是袁世凯的北洋军？

军事力量基本掌握在袁世凯手里，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缺乏实力。

对共和的解释权又掌握在孙中山手里，实力派袁世凯缺乏道义。

孙中山长期漂泊海外从事革命工作，影响他在普通中国民众中形成政治魅力。

袁世凯是大清王朝的旧臣与重臣，也影响他在各个革命团体中形成政治魅力。

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政治对立与军事拉锯，导致中国社会权力中心的真空与半真空。原本就是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此时变得更加松散。

一方面是多个权力中心的出现，谁也指挥不灵、调动不灵；另一方面是各种地方实力派系动辄就搞分裂、闹独立。如李大钊[22]所述“中央视之无奈何也，人民视之无奈何也”。

薄弱的共和基础，造就畸形的政党政治。国家稳定因素骤减，政治动荡因素徒增，社会组织变得更加涣散。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23]说：“天子一旦从人们心目中消失，中国的政治生活不可避免地乱了套，因为这时国家之首没有获得通常那种思想意识上的公认，来行使最终的权力。由一个朝代所体现出来的统治权，比刚宣称的人民的统治权更为具体和明确得多，特别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选举过程来把权力的某种形式赋予人民”。（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58页）

辛亥革命前汪精卫[24]刺杀摄政王载沣[25]，未遂被捕，肃亲王善耆[26]审汪精卫时说了一段话：“你们这革命当然是有原因的，是看到清朝太坏了。假如你们革命成功了，我看你们也强不过我们多少。”

事实似乎也是如此。辛亥革命成功，帝制被推翻，国家状态如李大钊在《大哀篇》中所说：

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昔则一国有一专制君主，今一省有一专制都督。前者一专制君主之淫威，未必及今日之都督。

城头变幻大王旗，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从1911年至1931年20年时间，仅四川一省，军阀混战就有478次。大众的福祉，黎民的权益，几乎全部淹没在对权力的争夺、对地盘的争夺、对中心城市的争夺、对国外承认的争夺之中。

推翻帝制、创立民国，虽然坐轿子的换了一批人，但抬轿子的几乎没有变化，仍然还在抬轿子。另一个没有变的，是随意被踢开国门、随意被烧杀抢掠的现象仍然没有终止。

北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在人们欢呼“公理战胜强权”的兴奋时刻，英、美、法、意、日“五强”却操纵和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北洋军阀政府的权威开始坍塌。

北洋军阀政府倒台了，以1928年12月“东北易帜”为统一中国标志的民国政府，又先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丢掉了东北、1937年七七事变中丢掉了华北。

人们反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成性、喋血成性、掠夺成性，却很少思索日本关东军为何敢于以1.9万兵力面对19万东北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华北驻屯军为何敢于以8400兵力对10余万兵力的宋哲元[27]29军发动七七事变。

1948年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日本甲级战犯、九一八事变元凶板垣征四郎[28]，1931年8月在关东军做战斗动员时，讲过这样一番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板垣的祖父是藩主[29]讲师，明治维新时代就潜心研究汉学，板垣4岁起就跟着祖父学习中国文化，军校毕业后又被派往中国云南，后又任汉口派遣队参谋，这四五年时间辗转于昆明、汉口等地，深谙中国民情风俗，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是日本陆军中著名的“中国通”。

这个“中国通”为关东军战斗动员讲的话，戳到了中国最痛之处。

另一个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元凶石原莞尔[30]，是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的高才生，桀骜不驯，即使是长官，看不上的就不放在眼里，被打发到中国服役。一到武汉，精力旺盛的石原便搞起了化装侦察，穿着破衣烂衫，装扮成扛大活的苦力，几次被中国警察扒光了搜身，抄走身上的最后一个铜板。这种切身体验给这个战争狂人一个另类的提示：中国官府对民众实在苛刻，一旦有事，民众不会站到官府一边共同担当。

所以石原到东北后信心十足地说了一句话：“我不用拔剑，只用竹刀就足以吓退张学良！”

板垣征四郎研究中国多年得出的结论，石原莞尔在中国底层社会切身感受得出的结论，都极大地支撑着和鼓励着他们铤而走险。

另一个也是“中国通”的侵华元凶冈村宁次[31]，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描述自己赴上海参战的心情“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子飞到淞沪战场”，周围则是“怀着必胜的自信心，抢着同中国军作战的陆军兵将”。

这些人就是以这种心理状态，在中国大地上烧杀抢掠的。他们看透了中国国家内耗、政府腐朽、社会涣散带来的软弱，看透了民众与政府的游离与对立，看透了他们的对手不过是几个孤家寡人的首领率领一伙四分五裂的族群。

一百多年来这些教训，一个比一个惨痛，一个比一个沉重。

一个中国人，仅会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还无法明白那段历史。

如果不探究我们是怎样衰落到了如此地步，不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有多么腐朽、军事有多么低能、社会有多么涣散，就不会了解这种腐朽、低能与涣散会带来多么巨大深重的灾难。“落后就要挨打”在中国更多地表现为“软弱挨打”“内耗挨打”“腐朽挨打”“涣散挨打”。田汉、聂耳1935年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已经唱出了这样的词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种内耗严重、四分五裂、散沙般涣散的国家状态和社会状态，怎能不成为列强屠宰的目标？

最了解中国的列强，就是日本。

最无情屠宰中国的列强，也是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