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广州的夏与漫长停留
2021年7月的阳光格外灼人，蝉鸣在窗外的老树上扯着嗓子叫，把空气里的燥热又烘得浓了几分。我窝在沙发里，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划着重复的剧集画面，三姐突然坐在我身边，手里拿着两张订好的车票。
“跟你四姐去广州，住二姐那儿一段时间，放空下心情。”她的语气没带商量，眼神却藏着担忧，“你总在家待着，人都快发霉了。”
我下意识地摇头，把脸往抱枕里埋：“我不去，我不想出门。”一想到要坐几个小时的车，要和不熟悉的二姐相处，要面对陌生的城市，心里的不安就像潮水一样往上涌。可三姐没给我拒绝的余地，当天下午就帮我收拾好了行李，四姐也在一旁劝：“就当去玩，二姐那小区有游泳池，还能吹空调。”
最终，我还是被半推半就地塞进了车里。坐上去广州的大巴时，我把耳机音量调到最大，鞠婧祎的《叹云兮》在耳边循环，甜软的歌声却没挡住车厢里的闷热和陌生乘客的气息。我靠在窗边，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树影，心里满是抗拒——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这么远，还是在完全不情愿的情况下。
大巴行驶了四个多小时，终于抵达广州。走出车站时，湿热的风扑面而来，带着点陌生的烟火气。二姐已经在车站外等我们，她笑着接过我的行李，语气热情：“早就盼着你们来了，家里都收拾好房间了。”
跟着二姐回家的路上，我沉默地走在后面，看着路边高大的榕树、穿梭的车流、听不懂的粤语叫卖声，只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晚上躺在床上，陌生房间的窗帘没拉严，路灯的光透过缝隙照在墙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念家里的书桌，想念危栓潼偶尔出现的身影，甚至想念那扇能看到天台的窗户。
起初的日子过得很别扭。二姐每天上班前会给我留早餐，下班后会带水果回来，却很少追问我的情况；四姐总拉着我去小区散步，可我每次都走在她身后，戴着耳机，不敢抬头看路过的邻居。我还是习惯窝在房间里追剧，只是偶尔会站在阳台上，看着广州的夜景发呆——远处的高楼亮着灯，车流像一条条光带，比家里热闹，却也更让人心慌。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慢慢适应这里的生活。二姐周末会带我们去逛北京路，我虽然还是不敢主动和店员说话，却会悄悄观察路边的小店；四姐教我用手机点外卖，我第一次自己下单了喜欢的奶茶，心里竟有了点微小的成就感；甚至有一次，我在小区里看到一只橘猫，鼓起勇气蹲下来喂了它一根火腿肠，看着它蹭我的手心，突然觉得陌生的环境也没那么可怕。
日子一天天过去，从7月的闷热，到8月的台风，再到9月的微凉，我原本以为只是“暂住几天”的广州之行，不知不觉就拖成了几个月。某天晚上，我坐在阳台上，看着二姐和四姐在客厅里说笑，耳机里依旧放着鞠婧祎的歌，可心里的抗拒却淡了很多。我摸出手机，翻到危栓潼的“聊天框”——其实只是我单方面的留言，却还是敲下一行字：“广州的秋天，好像比家里暖一点。”
风从阳台吹进来，带着点桂花的香气。我知道，我还是没完全摆脱社恐的困扰，还是会在人多的时候紧张，可至少，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把自己死死关在房间里。或许这场“被迫”的广州之行，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糟糕。
10月的广州总飘着黏腻的雨，我攥着诊断书站在医院走廊的窗边，玻璃上的水雾把“中度胃癌”四个字晕得模糊，可那几个字像烧红的针，扎进眼里就再也拔不出来。爸爸躺在病房里，刚做完初步检查，脸色比走廊的白墙还淡，见我进来，还扯着嘴角笑：“就是老胃病犯了，别跟你哥你姐说，让他们安心上班。”
我没接话，转身去走廊尽头给大哥打电话。电话接通时，他正在深圳的工地里搬钢筋，背景音是机器的轰鸣和工友的吆喝。“爸病了，要在广州治。”我尽量让声音稳一点，可话尾还是发颤。大哥沉默了两秒，只说“我明天就到，你先守着”，挂电话前，我听见他跟工头请假的声音，带着小心翼翼的恳求——他刚在这个工地站稳脚，连工服都还没洗得发白。
第二天傍晚，大哥裹着一身尘土出现在病房门口，手里拎着给爸爸买的软面包，手指关节处还沾着没洗干净的水泥。他没多问病情，只跟医生反复确认治疗方案，末了从口袋里掏出一沓皱巴巴的现金，压在爸爸枕头下：“先花我的，不够再跟我说。”也就是那天，远在杭州做电商的二姐也发来了消息，说她把刚囤的一批货低价清了，钱已经转到医院账户，还说“我跟平台请假了，这周末就过去换你”。
接下来的日子，家里人像走马灯似的在广州的病房里轮转。大哥值白天的班，帮爸爸擦身、喂饭，晚上就蜷在病房的折叠床上，天不亮又要去附近的临时工地打零工——他怕爸爸的治疗费不够，不敢停下来。二姐来了就接管夜班，抱着笔记本电脑在走廊里回复客户消息，屏幕光映着她眼底的红血丝，她说“多接一单，就能多给爸拿一天药”。三姐在老家开小卖部，不能常来，就每天往群里转钱，有时是五百，有时是三百，附言永远是“给爸买营养品”。
医保报销的清单下来那天，我和大哥凑在护士站算钱。总费用减去报销金额，还剩十万出头。大哥掏出手机算自己的存款，又翻出跟工友借的欠条，眉头皱成了疙瘩：“我这边能凑四万，你二姐那边应该能拿三万，剩下的……”我赶紧说“我还有攒的年终奖”，可话没说完，就看见爸爸从病房门口探出头，手里攥着他藏在衣柜最底层的存折，声音哑得厉害：“这里有两万，是我跟你妈攒的养老钱，先拿去用。”那瞬间，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那存折的封面都磨破了，里面的钱，是他省了好几年的菜钱、烟钱攒下来的。
12月的广州终于冷了下来，爸爸的病情稳定后，我们决定回家。出发那天，四姐特地从老家坐高铁来接，她拎着一个保温桶，里面是妈妈炖的鸡汤，一路小心翼翼护着，生怕洒了。火车站里人来人往，大哥背着爸爸的行李，四姐扶着爸爸，我拎着剩下的药品，四个人慢慢穿过人群。爸爸走得慢，每走几步就要歇一歇，可他看着我们，眼里却有了笑意：“回家好，回家能喝你妈煮的粥。”
坐上去老家的火车时，窗外的风景渐渐从高楼变成了田野。四姐靠在爸爸肩膀上，轻声说：“爸，回家我天天给你煮小米粥，养养胃。”爸爸点点头，伸手摸了摸四姐的头发，又看了看我和对面坐着的大哥，轻声说：“辛苦你们了。”大哥赶紧别过脸，我看见他眼角泛红，却笑着说：“爸，咱们是一家人，说啥辛苦。”
火车一路向北，载着我们穿过2021年的寒冬。我知道，回家后的日子不会轻松，要按时给爸爸煎药、复查，要接着凑后续的治疗费，可看着身边的家人，心里却踏实得很。就像大哥说的，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再难的坎，总能跨过去。窗外的夕阳把天空染成了暖黄色，我靠在车窗上，默默想着，等春天来了，一定要带爸爸去院子里晒晒太阳，看他种的那棵月季花，再开一次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