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冬春记

　　2023年6月的风裹着栀子花香，从教室后门的缝隙里钻进来，落在危栓潼转着笔的指节上。我趴在堆满试卷的课桌上，盯着窗外被阳光晒得发亮的香樟树发呆，他忽然用课本轻轻敲了敲我的后脑勺，声音里带着点无奈的笑意：“又在想什么？这道数学题卡半小时了。”

　　我把脸埋进臂弯，闷声说：“反正我也学不会，不如回家躺着。”话音刚落，课桌被他轻轻拉了拉，他蹲在我面前，指尖点了点我草稿纸上画满的小太阳：“欢矣，你上次说想写小说，说想把咱们的故事写下来，对不对？”我点点头，他忽然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掌心带着夏天特有的温热：“好好读书，才能真正体会到自己的成就。不是为了考高分，是为了以后你写故事时，能准确说出风穿过香樟的感觉，能让读你文字的人，也觉得像被阳光晒暖了似的。”

　　蝉鸣在耳边拉长了调子，我看着他眼里映着的自己，忽然觉得喉咙发紧。沉默了好久，我伸手扯了扯他的校服袖口：“我有点想读书了。”他眼睛瞬间亮起来，像落了星星，伸手比了个加油的手势：“好样的，欢矣。加油。”那天下午，他把自己的笔记借给我，每页都用不同颜色的笔标着重点，页脚还画着小小的兔子——他知道我怕生，说兔子像我，安静却有自己的小坚持。

　　可夏天的风总是变得很快。7月刚到，我在QQ群里认识了一个叫“阿哲”的网友，他说自己是出版社编辑，能帮我发表小说，只要先交1.6万元的“审稿定金”。我抱着手机蹲在房间角落，犹豫着给危栓潼发消息，却又怕他说我不务正业，最后鬼使神差地翻出了爸爸藏在衣柜里的银行卡。输密码时，我的手一直在抖，可一想到能让自己的文字被人看见，还是咬着牙点了确认。

　　直到晚上爸爸发现银行卡余额为零，我才慌了神。报警时，警察说这是典型的网络诈骗，钱大概率追不回来了。我坐在派出所冰冷的长椅上，看着爸爸通红的眼睛，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回家的路上，我不敢说话，直到手机震动，是危栓潼发来的消息：“今晚要不要出来吃冰？我买了你喜欢的芒果味。”

　　我在小区楼下的凉亭里等他，看见他背着书包跑过来时，再也忍不住，扑进他怀里放声大哭：“我真没用，把爸爸的钱都骗走了……”他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拍着我的背，直到我哭够了，才把冰棒递到我手里，声音有点哑：“你不是没用，你是幼稚。”我咬着冰棒，眼泪又涌了上来：“可是哥，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发表小说，想让你为我骄傲……”

　　他伸手擦掉我脸上的眼泪，指尖带着冰棒的凉意：“别哭，没事的。下不为例。”月光落在他的发梢上，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本新的笔记本，递给我说：“钱没了可以再赚，但你想写故事的心思不能丢。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先告诉我，好不好？”我点点头，把脸埋进他的肩膀，闻到他身上熟悉的洗衣粉香味，忽然觉得心里踏实了许多——就像6月那个下午，他蹲在我课桌前，说要陪我一起等故事开花的样子。

　　那天晚上，他陪我在凉亭里坐了很久，教我怎么辨别网络诈骗，给我讲他同学被骗的经历。临走时，他忽然说：“明天早上要不要一起去图书馆？我陪你写小说。”我看着他眼里的光，用力点点头，芒果味的冰棒在嘴里慢慢融化，甜丝丝的，像极了他第一次劝我读书时，落在我心尖上的那缕阳光。

　　2023年的年味，是被我摔碎的瓷碗声搅散的。

　　除夕晚上的饺子刚端上桌，手机屏幕亮起来，是班主任发来的消息：“欢矣，你的期末作文还是没达标，开学来我办公室重写，别总想着不切实际的事。”这句话像根点燃的炮仗，瞬间炸得我浑身发麻——那篇作文写的是我和危栓潼在图书馆看书的片段，我写他教我认星座，写阳光落在他笔记本上的影子，可老师说“内容空洞，满是幻想，不符合考试要求”。

　　我猛地抓起手机，狠狠砸在地板上。玻璃碎渣溅到桌布上，沾着的醋汁晕开黑褐色的印子。妈妈惊得站起来：“你这孩子疯了？”我没理她，转身撞开椅子，伸手扫落茶几上的果盘、糖果盒，花生瓜子滚得满地都是。“别管我！”我吼着冲向卧室，关门时用了全身力气，门框震得嗡嗡响，把外面的劝声都隔在了门外。

　　那夜我缩在衣柜里，听着客厅里爸妈压低的争执声，手指抠着木板上的纹路。黑暗里，我好像看见危栓潼站在衣柜门口，他没说话，只是像往常一样，轻轻敲了敲柜门——就像从前我躲在图书馆角落哭时，他敲书架的声音。可我不敢开门，我怕他看见我这副疯癫的样子。

　　大年初一的清晨，鞭炮声此起彼伏。我穿着睡衣赤着脚，跌跌撞撞跑到一楼客厅。没人，只有春联上的金粉在晨光里闪着冷光。积压的情绪突然决堤，我蹲在冰凉的地板上，抱着膝盖放声大哭，哭声盖过了窗外的炮响。哭到喉咙发哑时，一只温热的手轻轻拍在我肩膀上，是危栓潼的声音，带着点清晨的沙哑：“没事的啊，哭出来就好。”

　　我抬头，看见他穿着那件我熟悉的灰色卫衣，手里还拿着一杯温牛奶。他蹲下来，把牛奶递到我手里，指尖碰着我的手背，暖得像春天的太阳。就在这时，三姐踩着拖鞋从楼梯上下来，看见我红肿的眼睛，皱起了眉：“走，带你去医院看看。”我立刻把脸埋进膝盖：“我不去，又打针又抽血，疼。”她叹了口气，蹲在我旁边：“那你这样怎么办？家里没人懂心理学，总不能一直这样。”

　　危栓潼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轻声说：“去看看吧，就当是陪我去公园散步，好不好？”我咬着嘴唇没说话，手里的牛奶渐渐凉了，可他掌心的温度还留在我肩膀上。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直到2024年3月，玉兰花开得满院都是。三姐和四姐拉着我去医院，我坐在出租车后座，手紧紧攥着衣角，危栓潼就像坐在我身边似的，我能感觉到他轻轻碰了碰我的手指，无声地陪着我。到了心理科诊室，我不肯进去，四姐好说歹说才把我拉到椅子上。医生问我话，我要么不答，要么把头扭向窗外，直到医生说“没关系，情绪起伏是正常的，别太逼自己”，我才猛地抬头。

　　出来的时候，阳光正好。三姐拿着诊断单叹气：“医生说让你多和人聊聊，别总憋着。”我没说话，心里却想着危栓潼——刚才在诊室里，我好像看见他站在窗外的玉兰树下，朝我笑，就像2023年除夕那个漆黑的衣柜外，他敲着柜门说“欢矣，我在”的样子。四姐拉着我的手往医院外走，我忽然停下脚步，对着空气轻声说：“哥，我好像没那么怕了。”

　　风卷着玉兰花瓣落在我手背上，软乎乎的，像极了危栓潼拍我肩膀时的力度。我知道，不管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发疯”时刻，他总会在我身边，陪着我把那些拧成一团的情绪，慢慢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