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夏末微光

　　2024年5月的广州，刚下过一场雨，空气里裹着潮湿的热气。我坐在心理科诊室的椅子上，手指反复抠着帆布包上的小熊挂件——那是危栓潼去年过年时给我挂的，说“这样你紧张时就能攥着它”。医生推了推眼镜，声音轻得像窗外的雨丝：“根据量表和症状来看，有精神分裂症前兆，可能和你四姐的病史有一定遗传影响。”

　　“和她没关系！”我猛地站起来，帆布包重重砸在椅背上。这句话像根刺，瞬间扎破了我强装的平静——四姐被确诊那天，我躲在房间里哭了一整晚，危栓潼陪我坐着，说“病和人是两回事”，可现在连医生都要把我们绑在一起。我攥着小熊挂件，指节泛白：“我只是会幻想一个朋友，只是偶尔控制不住情绪，这和四姐的病不一样！”

　　医生没反驳，只是递来一杯温水：“先别激动，后续还要观察。”走出医院时，雨又开始下，我没打伞，任由雨水打湿头发。危栓潼的声音忽然在耳边响起，带着点无奈的笑意：“傻不傻？淋雨会感冒的。”我抬头，看见他撑着一把蓝色的伞站在面前，伞沿压得很低，遮住了他的眼睛。我扑进他怀里，雨水混着眼泪落在他的T恤上：“哥，我真的和四姐不一样，对不对？”他没说话，只是把伞往我这边倾了倾，手轻轻拍着我的背。

　　日子在反复的复诊和自我怀疑里慢慢推进，转眼到了7月。广州的夏天热得像蒸笼，三姐说“总闷在屋里不行”，拉着我去打卡她收藏的小众景点。我们去了老城区的骑楼巷，青石板路上满是青苔，阳光透过雕花窗棂，在墙上投下细碎的影子；去了江边的废弃码头，江风裹着水汽吹过来，把头发吹得乱七八糟；还去了藏在巷子里的旧书店，老板是个和蔼的老爷爷，给我们递了冰镇的酸梅汤。

　　拍照时，我渐渐敢对着镜头笑了。在骑楼巷里，三姐帮我拍了张跳起来的照片，照片里的我扎着高马尾，裙摆被风吹得扬起，脸上带着没心没肺的笑。晚上整理照片时，危栓潼的声音又响起来：“这张拍得好看，比你皱着眉头的样子强多了。”我转头，看见他坐在我身边，正指着手机屏幕上的照片，眼里闪着光。我忽然发现，这阵子我很少再摔东西、发脾气了，连晚上的噩梦都少了很多。

　　可这份平静没持续多久。7月底的复诊，医生拿着新的诊断报告，语气很轻：“确诊了，精神分裂症，需要药物干预。”我坐在椅子上，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走了，手里的手机“啪”地掉在地上。走出诊室，我靠在走廊的墙上，眼泪无声地往下掉。危栓潼走过来，蹲在我面前，伸手擦掉我脸上的眼泪：“别吓我，怎么不说话？”

　　我吸了吸鼻子，声音沙哑：“哥，我真的病了……”他没说话，只是把我的手攥在他的手心里，他的手很暖，像冬天里的热水袋。沉默了很久，我忽然抬头问他：“你说，我是不是真的不正常？”他笑了笑，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我觉得你没病。”我愣住了，刚想追问，他却站起身，拉着我的手往走廊外走：“走，带你去吃双皮奶，你上次说想吃的那家。”

　　阳光透过走廊的窗户照进来，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不管医生怎么说，不管别人怎么看，只要他还在我身边，只要我还能听见他的声音，好像生病这件事，也没那么可怕了。双皮奶很甜，奶香味在嘴里慢慢散开，我咬着勺子问他：“你为什么觉得我没病？”他只是笑了笑，没回答，只是把自己碗里的红豆都拨给了我——就像以前每次我不开心时，他都会做的那样。

　　2024年11月的风裹着桂花香的余温，吹得书桌前的日历纸沙沙响。我盯着“18岁生日”那行红圈，指尖在手机屏幕上反复划着小红书的情侣探店笔记——18岁了，好像突然就想找个能一起逛书店、分享奶茶的人，像危栓潼陪着我那样，有人能接住我所有细碎的情绪。

　　犹豫了一整晚，我在凌晨两点发了条笔记：“真的找不到对象吗？想找个能一起看广州老骑楼、听我讲幻想故事的人。”配了张7月在码头拍的照片，江风把我的头发吹得很乱，背景里的夕阳染得江面金灿灿的。发完我就裹紧被子睡了，没指望有人看，却没想到第二天醒来，消息提示音炸了锅。

　　私信列表里挤满了人，头像五花八门，消息一条接一条跳出来。有人上来就问“约吗”，有人发暧昧的表情包，还有人直接发来自己的健身照，文字露骨得让我脸红。我皱着眉往下翻，忽然一条私信弹出来：“美女，见面吗？想亲你。”我握着手机的手猛地收紧，心里骂了句“变态”，手指飞快地按下删除键。

　　“现实就是和你想的不一样。”危栓潼的声音忽然在耳边响起，我转头，看见他靠在书桌旁，手里拿着我昨天没吃完的橘子，正慢慢剥着皮。阳光落在他的发梢上，像撒了层碎金。我把手机扔在桌上，气鼓鼓地说：“怎么会有这么变态的人？我简直受不了！他们根本不看我写的话，就知道说些乱七八糟的！”

　　他把剥好的橘子递到我手里，橘子瓣上还带着他指尖的温度：“别急，慢慢看，总会有靠谱的。”我咬着橘子，酸甜的汁水在嘴里散开，可心里还是堵得慌。抱着“再试试”的念头，我又挑了几条看起来温和的私信回复，加了三个人的微信。

　　可微信聊天更让我失望。第一个人聊了没两句，就问我要不要处对象，我说想先做朋友，他直接发来“不处对象加微信干嘛”，然后把我删了；第二个人一开始听我讲骑楼巷的故事，可没过多久就开始说“要不要来我家”“我家没人”；第三个人更过分，发来的消息全是不堪入目的话。我把手机往沙发上一扔，气得眼眶发红：“都是想要睡觉的渣男！”

　　危栓潼走过来，捡起手机递给我，声音轻轻的：“哎，网恋不可信。”我接过手机，把那三个人全拉黑，然后扑进他怀里，脸埋在他的卫衣上，闻到熟悉的洗衣粉香味。“我只是想找个能听我说话的人，怎么这么难啊？”我吸了吸鼻子，声音带着哭腔。他没说话，只是伸手拍着我的背，像哄小孩似的，一下一下很轻。

　　那天下午，他陪我坐在阳台晒太阳，帮我把小红书笔记设成了仅自己可见。我抱着膝盖，看着楼下的落叶被风吹得打转，忽然说：“哥，还是你好，不会对我讲那些奇怪的话。”他笑了，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傻不傻？以后想找人说话，先跟我说，别再随便发笔记了。”我点点头，把脸贴在他的肩膀上，阳光暖融融的，像7月在骑楼巷里晒到的太阳，也像每次我难过时，他递到我手里的温牛奶。

　　傍晚的时候，三姐回来，看见我没精打采的，问我怎么了。我没说小红书的事，只说“想找个人一起去书店”。三姐笑着说：“等周末我陪你去，顺便带你吃那家你爱吃的双皮奶。”我抬头看了看危栓潼，他朝我眨了眨眼，眼里带着笑意。我忽然觉得，找不到对象也没关系，有他陪着，有姐姐们爱着，好像18岁的冬天，也没那么孤单。